圣严法师

时间:2019-07-12         阅读:17769

  释圣严,或尊称为圣严法师(1930年1月3日-2009年2月3日),俗名张保康,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佛学大师,教育家,佛教弘法大师,日本立正大学博士,也是禅宗曹洞宗的第五十代传人、临济宗的第五十七代传人、法鼓山的创办人,法鼓山的弟子信众尊称为“师父”。

 圣严法师(1930—2009),俗名张保康,江苏南通人。十三岁在故居的狼山广教禅寺出家,1949年到台湾,服役十年后,于东初老人座下再度剃度。1969年赴日本东京立正大学深造,在六年后,他完成了文学硕士及博士的学位。1985年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1989年创办法鼓山。2006年,担任“你可以不必自杀网”代言人,劝告有意自杀的人:“多想两分钟,你可以不必自杀,还有许多的活路可走。” 

童年

  崇明岛一景。圣严法师于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农历12月初四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狼山前的小娘港,俗家姓张。其祖父张希凡、祖母蒋氏,父亲张选才、母亲陈氏。据其父母所述,此张氏家族原居于长江口崇明岛脚盆圩,因大水而迁至南通狼山前,而且大都居于南通和海门一带,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以后,则除了部分住在海门县之外,大多数则迁居至常熟县常阴沙。法师俗家中有六个兄弟姊妹,其排行最幺,为其母张氏于四十二岁时产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姊姊。 [1] 

少年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夏,法师虚龄十四,一位姓戴的邻居自江北狼山游历而来,闻说狼山广教寺方丈托他在江南找沙弥,一方面出于被动,另一方面却又出于自愿地将生辰八字交予此为戴居士送上狼山请示,是年秋,便亦由戴居士带上狼山出家。

  江苏省境内长江北岸,北自徐州、南迄崇明,除了连云港的云台山,仅在南通市南郊约九公里处,有五座山头临著长江。由右至左分别为:黄泥山、马鞍山、狼山、剑山及军山,其中狼山居中。五山之中,则以狼山灵峰独秀,被古来兵家视为天然的江防要塞,亦为苏北民众进香的佛教胜地。

圣严法师在狼山仅居住至民国卅三年(公元1944年)十月间,便去了一趟上海,之后再回到狼山,直到民国卅五年(公元1946年)春天,复又离开至上海,自此便没再回到南通了。而最后将要离开之时,狼山已被当时抗日的国军连番驻防,狼山已不复见昔日的香火鼎盛了。

  圣严法师的佛法学识根基,则在狼山上出家半年以后,除了世代的长辈适时督导之外,另有一位教导《禅门日诵》的法师,以及一位教导四书五经的还俗居士传授学识与涵养。之后,到了上海的大圣寺,每天为施主家里增福延寿及超荐亡灵而诵经、拜忏、放焰口之外,再无余力读书。法师为了读书,于民国卅六年(西元1947年)春,便离开了上海大圣寺,到同样位于上海的静安寺佛学院,当一名插班的学僧。

静安寺佛学院课程大概是中学到大学的程度,英文和数学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国文是高中程度,佛学则是教《大乘起信论》、《梵网菩萨戒经》、《印度佛教史》、《八宗纲要》、《八识规矩颂》等。

  法师在静安寺一连住了五个学期,直到1949年入伍从戎为止。 

军旅

  圣严法师在其所著之自传《学思历程》一书中提到在1949年之所以选择加入军旅从戎,而最后又选择了通信连,其主要原因则如在书中所述:

“当时的社会和国家的局面,除了有钱自备机票和船票离开大陆,只有进入军队是通往台湾最容易的路。我既无信徒,也没有积蓄,更不能得到师长的同意和资助,所以考虑再三,只有选择从军的路。而招兵站的军官说明了,只要人数招齐了,马上开船送往台湾,接受新军的训练;见到我们几人是和尚的身份,大概不便直接上战场去冲锋陷阵,所以建议我们做军中的后勤工作。”

  圣严法师从军时照片在军队生活中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由于法师在军队里主动地声明了:“原来我是和尚,还来还要作和尚!”所以虽然在军队里的生活固然困苦,但依然在每逢假日之时,能够保有自我信修的空间。是年,5月19日在上海外滩码头上船前往台湾。经过两天的航程,在台湾高雄上岸。其后,经一夜的移动则在新竹驻扎下来。随著部队几经移防、驻扎,于1950年6月以上士报务员的阶级,分发到台北县金山乡的海边339师1016团团部所在地,在金山、石门、小基隆沿海一带住了两年多。之后随著部队的整编以及升迁考试,到了高雄县凤山镇陆军第二军团司令部任准尉军官,那时是1954年6月。

  在这段时间里,陆陆续续地在《学僧天地》、《雄狮》、《当代青年》……等期刊发表文章。1953年报名参加李辰冬博士主办的中国文艺函授学校,选读小说班,当时的老师有谢冰莹、沈樱、赵有培等六七位当代著名的文艺作家。而这个时期创作的作品 仅余被刊于《文坛》杂志的〈母亲〉和〈父亲〉两个短篇,之收录于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的《佛教文化与文学》。由于文笔锋健在1956年秋天调到国防部,也开始了大量阅读与发表文章的时光。在这段时间内,接触了太虚大师“人成即佛成”以及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也对于佛教的问题陆陆续续地写了许多文章,并成为了日后对于佛学、佛教的主要理念。 

出家

  从1949年5月8日入伍,到1960年1月正式退伍。这一段军旅生涯超过了法师少年和尚的年数,但在其心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家的和尚。这一次出家,是依止镫朗东初老人(西元1907年—1977年)为剃度师,所给的法派字号为“慧空圣严”。东初老人是太虚大师的学生,也曾经担任江苏省镇江名刹曹洞宗定慧寺的方丈,亦是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传人,老人同时也在临济宗下常州天宁寺参学,亦在临济宗普陀山系的寺院出家,故一人传承曹洞宗与临济宗两支法门。圣严法师除了从东初老人得到两系的传承之外,在1978年12月5日承临济宗法脉的灵源和尚将法脉赐给圣严法师,其法脉字号为“知刚惟柔”,并给了一份法脉传承谱《星灯集》,使其与鼓山涌泉寺临济宗派下法脉有了传承关系,并同时成为临济义玄之下第五十七代传人。

  东初老人为承继太虚大师遗志“人间佛教”的建立,故与几位佛教青年合办了《人生》月刊,当法师投到东初老人座下时,正当《人生》的主编提出请辞的要求,故法师于是从投稿者而成为主编,前后一共为它服务了两年。1961年农历8月,法师于基隆八堵的海会寺,依道源能信长老(1900年-1988年)座下,求受沙弥、比丘、菩萨的三坛护国千佛大戒,而被选为沙弥首。 

戒律

  1961年秋天,受了三坛大戒之后,十月下旬回到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待了一个星期不到,便向东初老人辞行,也同时请辞《人生》月刊的编务。然后法师一人来到高雄县美浓镇广林里的“大雄山朝元寺”修持佛经、戒律。这段时间内修读了有关戒律学的《四阿含经》,即是指:《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奠定了日后戒律学的基础。这段时期内,法师在《佛教文化与文学》发表了有关戒律学的文章:1961年6月发表〈优婆塞戒经读后—如何成为理想的在家菩萨〉;1962年3月发表〈弘一大师三十三种律学合刊读后〉,在本篇中对于菩萨戒有如下的看法:“《璎珞经》中说,有戒可犯是菩萨,无戒可犯是外道;所以有戒而犯者,胜过无戒而不犯;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的人,即使犯了戒,犯戒的罪业虽重,并要遭报,但其必将由于他曾受过菩萨戒,而可决定得度成为真实的菩萨,乃至证得无上的佛果……故我希望在家弟子们,均能发最上心,求受菩萨戒。”

  之后,写成了十九万字的《戒律学纲要》,交给星云法师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行。书分七章依序为:《绪论》、《皈依三宝》、《五戒十善》、《八关戒斋》、《沙弥十戒与式叉六法》、《比丘比丘尼戒纲要》、《菩萨戒纲要》,已成为国内外两岸三地之间著名的戒律学教材。南京金陵刻经处,也将这本书翻印流通。 

宗教论战与著述

  面对佛教环境被教内外所污染和误解,圣严法师感念于环境的隳坏与教义之不彰,遂起而为文,以匡正佛法。在那个阶段的早期,主要由煮云法师在公园里公开演讲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但随著煮云法师的身体状况不佳,也停止应战了。同时,另有一位长老印顺法师,本是基督徒出身,经过三十年的学佛之后,竟有人上门寻他挑战、向他传教,印顺长老遂有感写下两篇长文:〈上帝爱世人〉及〈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之后又因为有位杜而未神父将佛教信仰套入月神信仰,又引发了一篇〈东方净土发微〉。

  煮云和尚在台南公园所讲的“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后由李至刚居士记录成书,在1950年代蔚为佛教潮流。之后,有位在《基督教生命双月刊》当主笔的基督徒吴恩溥先生针对煮云法师的言论著作了一本《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内容多有攻讦之词,而这本《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辗转到了法师的手上,经读后,法师认为其中有许多偏颇的论调,遂而利用十天的时间,为文写下了《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一书,以疏解其中偏颇的言论。

  之后,陆陆续续于1959年写下一篇〈关于胡适思想的宗教信仰〉,指陈胡适先生的宗教观;写〈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以返正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国宗教研究社”所出版的《景风》杂志对于佛教与基督教的混淆,随后又再次发表一篇〈再论佛教与基督教的同异〉以正视听。

  在1964年到1966年之间,陆陆续续写成了几篇文章,分别交给《海潮音》、《觉世》、《香港佛教》等佛教杂志刊出,1967年后则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集结成册出版,书名为《基督教之研究》,在其〈自序〉中提到了:由于基督教的攻佛、破佛、叫阵挑战,才使我对基督教发生了研究的兴趣,结果使我写成了一本书,所以本书的功臣,应该是攻击佛教的基督徒。我为写作本书,特别精读了五十多种有关的中西著作。我的态度,是以西方学者的见解,介绍西方人信仰的宗教,是用基督徒正统的素材,说明基督教内容的真貌,同时也对佛教与基督教之间若干重要问题,做了客观和理性的疏导。我不想宣传基督教,也无意攻击基督教,只是平心静气地加以分析研究,用历史的角度,考察基督教。

  本书的出现,获得了宗教界正反两极的反应,而对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者,更是极力地加以攻讦。此后关于宗教的专著论述先后出版:1968年出版《比较宗教学》、1969年8月写成《世界佛教通史》上册,此二书仍为华文地区佛教教育课程所习用的教本。

留学

  1969年3月14日圣严法师在没有任何支援之下,离开台北前往东京。初到东京,便向位于品川区的立正大学佛教学部办理入学登记。当时,法师已经年届三十又九了。

  1971年圣严法师确定了其硕士论文:“大乘止观法门之研究”,论文内容共分三章:一、大乘止观法门的组织及其内容,2.大乘止观法门的真伪及其作者,3.大乘止观法门的基本思想。论文完成后,请了驹泽大学的佐藤达玄先生以及牛场真玄先生加以润饰,并抄寄一份回台湾给《海朝音》杂志发表。1971年10月将全书翻译成中文,并于1979年由东初出版社出版。

  1973年立正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牛场真玄先生,将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译成日文,送到立正大学,并代为申请博士学位。由于圣严法师当时与牛场真玄先生往来密切,于是便代行其劳。是年,便让印顺法师的专著通过博士申请,也促成了中国第一位博士比丘的诞生。为此,圣严法师则为文记述之—〈划时代的博士比丘〉

  圣严法师于硕士毕业之后,选择了藕益大师做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其原因如书中所述:

  1.藕益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学者,实际上亦是一位实践家。所谓行解相应,正是佛法的标准原则。

  2.大家都认为藕益大师是中国天台宗最后一位大成就者。我对天台宗所倡导的教观并重、止观双运非常向往。因为这是教理和禅观的相辅相成,也正是今日佛教所需要的一种精神。

  3.我在选择论文题目的时候,曾向指导教授坂本幸男请教,他说:本来他想写,老了,所以曾经鼓励另外一位中国留学生写,但仍然没有消息,如果我能够写,那自是在好不过了!

  于是,在1972年便开始著手进行论文资料的收集。但是,在1973年指导教授坂本教授去世,论文指导教授则由金仓圆照及野村耀昌承接为正副指导教授。论文的第一章写的是藕益智旭的时代背景,第二章则是写智旭的生涯,第三章是写智旭的信仰与实践,第四章则是写智旭的著作,第五章则是讨论智旭思想之形成与开展。1975年元月法师提出博士论文,经过立正大学严格的审查之后,顺利地于是年2月12日通过。同年3月17日上午获颁授“学位记”(即是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而论文的正式出版则是直到当年的11月23日才在日本出版。

游历

  在法师出版论文的阶段,应邀回台参加了“第四届海外学人国家建设研究会”,在会议中提出了三个问题:

1.宗教教育应纳入大学的教育系统。

2.社会教育应注意风化区的整顿和黑社会的疏导。

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当并行发展。

  虽然会议上并无达成任何的具体成效,但是在当时的佛教界,对于僧中出了一个博士,反应毕竟是充满两极化的。再加上法师认为在那个阶段能够做的不多,因此在会期结束返回东京之后,便应美国的沈家桢居士之邀,在1975年的12月10日前往美国弘法讲学了。

  沈家桢居士在美国组了个“美国佛教会”(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经由该会出面安排,将法师安排至该会所属的纽约市布朗士区大觉寺。法师在大觉寺居住前后不到两年,然而由于西方人重实际,因此佛教佛学的推广则着重于修密持咒、学禅打坐上。直到现在,西方人在接触佛教和修学佛法上,还是以西藏的密和日本的禅为其主流。

  1977年12月,圣严法师的剃度师东初老人在台湾圆寂,法师在接获消息之后,立刻回国料理后事,并奉其遗命承继道场,成了中华佛教文化馆的负责人,此后,便在美国和台湾两地奔波、东西兼顾。之后,法师在纽约成立了禅中心,为了授课需要而编了一本《禅的体验》,并陆续发行了两种英文的定期刊物:《Ch'an Magazine》(《禅杂志》季刊)以及《Ch'an Newsletter》(《禅通讯》月刊),至1992年底为止《禅杂志》已经发行了58期、《禅通讯》亦发行了96期。自1978年开始,在台湾北投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以及农禅寺,举行大专青年学生及一般社会人士的禅修活动,并陆陆续续地出版了关于禅的著作七种,包括《禅的生活》、《拈花微笑》、《禅与悟》等,因此在国内外许多人都把圣严法师当成了禅师。

法鼓山

  1989年,由于中华佛学研究所及农禅寺的各项教育事业、弘法事业以及文化事业推展迅速,场地已经不敷使用,圣严法师于是在台北县金山乡兴建了一座世界性的教育园区——「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具体实践大学院、大普化、大关怀三大教育。以作为实现「提升人的质量,建设人间净土」理念的基地。 [2]  法鼓山第一期工程动土典礼于1993年举行。其后为了进一步落实教育的理念,在同年,法鼓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其后随着建设的展开,法鼓山也取法中国古道场,在大殿正下方设一地宫,于1996年举行奠基大典及地宫安宝仪式,将三百多件台湾佛教典籍、文物保存于内,并注明在西元三千年时才能开启,此举则为台湾佛教文化传承写下历史新页。 [3]  2005年,园区第一期建设工程完工,并举办落成开山大典。 [2] 

重要记事

  “台湾大好”宣传照1930年 诞生于江苏,名“保康”

  1943年 年14岁,于南通狼山广教寺出家,法名“常进”

  1949年 入伍通信连,由上海登艇来台

  1959年 结束十年军旅,于东初老人座下再度出家

  1961年 于高雄美浓朝元寺闭关六年,解行并进,深入经藏

  1969年 留学日本立正大学,六年后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1976年 抵美国,开设周日静坐班,隔年首次举办禅七

  1977年 因东初老人圆寂返台,继承中华佛教文化馆、农禅寺

  1981年 担任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大学研究所教授

  1985年 于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

  1989年 创设法鼓山

  1990年 召开第一届国际学术会议

  1993年 提出“心灵环保”,为法鼓山核心理念

  1994年 提出“礼仪环保”

  1997年 出席第十一届国际宗教领袖和平会议,访问梵谛冈,晤见当时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

  1998年 获《天下杂志》遴选为四百年来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位人物之一、在纽约与达赖喇嘛进行“汉藏佛教世纪大对谈”

  1999年 “提出心五四运动——廿一世纪生活主张”、领导法鼓山投入921地震救灾工作,积极展开“灾后人心重建运动”

  2000年 汉传佛教唯一代表参加“千禧年世界宗教与心灵领袖和平高峰会”、获二十届行政院文化奖、于美国象冈道场举办“默照禅四十九”

  2001年 于台北县金山乡法鼓山园区举办“默照禅四十九”

  2002年 出席在纽约举行之“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是唯一受邀的佛教领袖、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之“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理事会”、以《天台心钥——教观纲宗贯注》一书获中山学术著作奖

  2003年 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与北京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应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之邀,出席日本京都“世界青年和平高峰会”第一次筹备会议。膺获第二届总统文化奖。

  2004年 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分别与台湾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

  主持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动土典礼。出席在曼谷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与“亚太青年和平高峰会”。出席在约旦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担任总召集人,举办“世界青年和平高峰会台北论坛”。

  2005年 出席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世界银行“信仰暨发展会议”。推动法鼓山人文社会奖助学术基金会分别与台湾成功大学、南京大学合作设置“法鼓人文讲座”。于中国北京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进行专题演讲。获颁泰国朱拉隆功僧伽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创设之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落成开山。

  2009年2月3日下午四点零四分於台北台大医院圆寂,享寿八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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