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与《周易》:寻根问祖

时间:2017-06-15      来源:《易经的智慧》   阅读:662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孔子的学问在他所处的年代是无人能及的。据说,楚昭王渡河时,见到河面上游有东西漂流而下,渔夫取来后献给昭王。昭王问遍所有的人,没有人认识它。后来听说孔子博学多能,昭王就派使臣带着它,千里迢迢去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使臣这是实,是楚国将要振兴的征兆,这才解答昭王的困惑。孔子的博学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然而,当孔子说出这番想要学《易经》的时候,从他的口气判断,也许已经是迟暮之年了吧。来日无多,此时才见到这部书,翻阅之下心中大喜,因此希望天假其年,使他得以穷尽此书的智慧。以孔子的博学和睿智,兼以年迫桑榆,早已阅尽人世的坎坷和沧桑,面对《易经》却发出相见恨晚的叹息,这不得不令人惊奇和困惑。《易经》究竟是怎样神秘的书呢?其中又包括着怎样神秘莫测的智慧,以致激起孔子如此强烈的求知欲望呢?

  

  《史记》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照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起来后,于是发奋写出了《易经》一书。然而《汉书·艺文志》却有另外的说法,“人更三圣,世立三古”。照后者的说法,《易经》是先后经过三个圣人的编纂才最终得以成书的。这三个圣人分别是:伏羲、周文王、孔子。其中,伏羲氏画出最初的八卦;周文王将八卦加以发展变化,演变成六十四卦,并作了卦辞和爻辞;而到了孔子的年代,因为卦象太深奥,变化太多,很少有人能够看懂,于是孔子作了《易传》,用以解释此书,使后人得以理解它。但“五四”运动以来,史学界掀起疑古的风潮,有史学家提出质疑,其证据是:卦辞和爻辞中讲到了周文王以后的人物和朝代,因此足以证明《易经》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集体创造出来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易经》在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文人阶层心目中,占据着不容小觑的重要地位。在儒家六经中,《易经》被列于群经之首。从其编排体列及文字内容看,它属于占卜类书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焚烧掉诸子百家的众多书籍,此书也是岌岌可危,据说是李斯偷偷将《易经》列入医术占卜之书,从而使它逃脱了劫难,因为医书之类当时并没有被列入禁书之列。因为这个很偶然的缘故,《易经》才得以幸运地保存下来。



   古代民智未开,但凡有重大的行动或决策,比如祭天或征伐之类,都必定要求神问卜,占卜凶吉。经考古证实,殷代盛行用龟甲或兽骨占卜,具体办法是:将它们放在火上烧灼,根据其裂纹的形状或走向,来推测未来的吉凶,这种办法称作“卜”;到了周代,占卜的方法得以改进,人们多用蓍草占卜,称作“筮”。


   根据一些史书的记录,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古人运用《易经》占卜的实际状况。《左转·哀公九年》: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他。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阳虎认为宋君和郑君是甥舅关系,爻辞说宋国的先王帝乙嫁女有吉禄,说明宋国正处在有利的地位,因而宋国讨伐郑国,顺承天意,必然会取胜。所以,晋国不可逆时而动,出兵救援郑国。又如,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楚国攻打郑国,郑襄公向晋国求援,晋景公就认命荀林父为将,率兵前去救援。部队走到黄河边上时,郑国就已经向晋国投降,荀林父也准备撤兵回国。但大将先谷刚愎自用,违反军令擅自出兵,渡过黄河向楚军开战,晋军于是惨败而归。当时智庄子担任晋国的下军大夫,得知先谷不服军令而擅自出战的消息后,引用《易经》中师卦的初六爻辞,预测战争的结局。其爻辞为:“师出于律,否藏凶。”意思是说:严明的军纪是军队胜利的保障,违抗军令就有凶险。所以,智庄子作出判断说:“我军一定会战败,先谷也会战死,即使幸免逃命,也会受到严重处分。”战争的结局果然不出所料,先谷后来被晋景公处死了。所有记载的这些故事,都很明确地表明了,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常常利用《易经》来决定诸如是否出兵救援邻国或攻打敌军的重要军事决策。


   根据《周礼》的记载,太卜(专门主管占卜的官员)依据《三易》,指的是《连山》、《归藏》、《周易》三种不同系统的易学。其中,《连山》是夏代的易学,由艮卦开始;《归藏》是殷代的易学,由坤卦开始,《周易》是周代的易学,由乾卦开始。三种易书都是六十四卦,但《连山》、《归藏》已经失传,令人无法窥探到其中的内容。我们如今所说的《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其中《易经》是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类似于后代经学家给经书所写的注疏,但今天说到《周易》,一般讲它笼统地等同于《易经》,如果不做严格的学术研究,这样说也未尝不可。



    由于《易经》最初被归为占卜类书籍,后世很多学者往往据此轻视《易经》,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占卜违背了伦理道德。人应当依据良心行事,不应该存着侥幸心理来占卜吉凶。这种态度,以宋朝的大儒朱熹最为典型,他说:“易是用来占卜,以决断疑惑的,但依道理,应当做的,就应当做,不应当做,在这种情况下,根本用不着占卜。惟有正事,在方法上有分歧,因而以占卜。恶事、私欲,不可占卜。”可见,在他的伦理观中,本质上是反对利用《周易》来占卜的。只有遇到“正事”的方法上存在分歧时(事情本身不存在善恶之分),才可以利用占卜来予以解答。相反,诸如偷窃、通奸等“恶事”,是否可以做,是绝不能用《易经》来解答的,因为这样的事情,“依道理”就知道是不合道德的,应该被厌弃。


   尽管易经最初的确被用于占卜,但将它仅仅视为占卜书籍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孔子虽然写过《易传》,却从没有将它当作卜筮之书,而更多地是在考虑周易中包含的深奥而宏大的哲学思想。比如,《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种阴阳的观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较之西方哲学最独特的地方之一。它承认食物存在着对立面,如生如死、强和弱、男和女、大和小、昼和夜、明和暗、吉和凶等等;而且,这种对立面并非是绝对的,很多时候,它们是可以转化的,比如,昼和夜循环转化的,死掉的动植物尸体又可以做生命的养料,如此不一而足……后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从《易经》中汲取灵感,以建构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比如周敦颐,就根据《易经》的思想,形成“太极”的说法,来解答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而理学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程颐,则汲取孔子的易学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易经》视为圣人之道的载体,将他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正是《易经》中包蕴着的这种深沉宏大的哲学思想,最终吸引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心灵,使它们最终将《易经》置于六经之首。



   佛教中有一种神奇的摩尼宝珠,它本来没有颜色,但随着映照的各种物体,能呈现出各种颜色,遇青色便呈现出青色,遇红色则呈现为红色。佛教的修行人,通常将德行高深的得道之人的心性,比喻为摩尼珠。《易经》或许也是这样的一颗神奇的宝珠,在高明的占卜家邵康节那里,它就是灵验的占卜书;在哲学家周敦颐那里,就解答了关于宇宙本源的难题;而在另一位哲学家程颐那里,《易经》则暗含了扬善弃恶的道德教益。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原也不必强求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占卜书也罢,还是哲学书也罢,《易经》都是一部神奇的,值得我们下功夫研究的好书。


本文作者:陈博文,王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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