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的精神

时间:2017-06-20      来源:《易经的智慧》   阅读:2065

  

 《易经》六十四卦的首卦,是乾卦。在乾卦的《象辞》中,作者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名言后来家喻户晓,激励着无数的中国人。事实上,这种自强奋进,生生不息的精神,正是《易经》的伟大精神。

    南宋著名思想家吕祖谦和朱熹曾经合著作过一本书,叫《近思录》,书中辑录的有两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人的言行思想。其中记录有周敦颐的一则故事:“周茂叔窗前草不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

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理学家,众所公认的理学派的开山祖师。据《宋史·道学传》记载:“两汉而下,儒学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春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从《宋史》中可见,对周敦颐的评价极高。

周敦颐为什么不肯除去窗前的杂草呢?他说“与自家意思一般”,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自己的另一番话,也许可以给此言作注解。“观天地生物气象”,“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因为他从小草的生长中,看到上天有好生之德,从中领悟到天道的奥秘:上天原是好生恶杀的,因此,他也就循天道而行,不肯拔除杂草了。


《周易·条瓷砖》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为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品德就是珍爱生命,生生不息的过程就是易啊”。这其实就是《易经》的伟大精神真谛,劝导人爱惜生命,不要肆意残害生命。而且,不仅仅是要爱惜人的生命,连动物、植物的生命都要予以爱惜。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仁者之心。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有这种崇信“好生之德”的传统的。周文王曾经留下过“泽及枯骨”的著名故事,被天下人传为美谈。当初,周文王被封为西伯侯时,有一天,他在郊野之地行走,见到死人的遗骸暴露在地上,于是心生怜悯,吩咐身边的人将枯骨掩埋。身边的人大惑不解,说:“这枯骨都是死掉很多年的人了,想来已经无主了。”文王却说:“天子拥有天下,就是天下之主;诸侯拥有国家,就是一国之主。如今我遇见这枯骨,就是这王者之主了,怎么能够忍心看到他暴尸野外,而不将他予以安葬呢?”身边人这才将枯骨好生掩埋。当时其他地方的人们,听说文王的德行后,都说:“西伯恩泽苍生,即使无主枯骨,他也施以恩德,更何况是活着的人呢?”于是前来归附他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的德行深厚,恩泽不仅仅惠及世人,也惠及枯骨,的确是仁德君子的楷模。

而在儒家的典籍中,也有着关于“好生之德”的教导。根据《礼记·月令》篇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此外,礼记有教导世人,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树木方盛,命虞人人山行木,毋有斩伐”。为什么要在这春天禁止砍伐树木,猎取麋鹿呢?这或许果然有环境保护的意识,防止人们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但更重要的,这是启发人们的好生之德,因为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草木刚刚萌出嫩枝绿叶,而很多动物也在这个季节哺育幼兽。

所有这些,无不符合《易经》的宗旨。因为《易经》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世界,万物虽然有盛衰兴亡,但整个宇宙却生生不息,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旧的事物不断衰老、死去,而新的事物却又不断诞生、壮大。自然界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幅永不消竭的画卷。一粒树种落在土中,逐渐破土而出,长出了嫩枝,然后越长越高,终于成为参天大树。几十年后,这颗树木枯萎了,倒下了,腐烂了,然而它的腐质却成为养料,被泥土吸收,从而滋育着新的动植物的生命。不仅自然界的兴衰交替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我们最初呱呱落地,在父母的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而后我们自己又结婚生子,等到我们衰老死去的那一天,我们又繁衍了不少的后代子孙……

《易经》的作者们正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的变化中,最终悟出了生生不息的天道,万物虽然有新陈代谢,但从总体来说,却是充满了一片勃勃的生机,非常繁荣。于是,人们又推断说,这个天道不仅仅是生生不息的,同时也是好生恶杀的。在自然界里,这一点同样频繁地得到验证。比如动植物常常表现出一种旺盛的、令人吃惊的生命力。长在悬崖边上的树木,或者长在岩石罅隙中的小草,尽管土地非常贫瘠,环境非常恶劣,但他们仍然能够茁壮地成长起来;动物受到严重的创伤之后,甚至被割截身体后(比如蚯蚓、壁虎),还可以活下来,甚至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长出新的身体器官……

古人将这些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都体现在《易经》的哲学中,以及对卦辞的解说中。比如《易经》的第24卦是复卦,此卦阐释的就是生生之理。物极必反,当剥落至极时,必然会否极泰来,转危为安,恢复到有所作为的时期。而恢复的办法,则是杜绝以往的错误,重新回复到善道。而且,还要经过周祥的策划,谨慎行动,以促使其早日到来。

《系辞》中又说:“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序卦》中则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错。”所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就在于变化之理,说到底,也就是自然的生生之理。生生不息才是自然界的本来面目。

《易经》弘扬的这种“生生之理”,对后世的儒学家产生了很深的启发。因为这种生生之理,赋予了天地以道德的意义,说明天地本身的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种有序化的演变。而且,在演变过程中,天地并不是毫无善恶的,而是好善恶杀的。这一层意义,对于理学家建立本体论的儒家哲学,非常重要。北宋的大儒周敦颐正是因为上天的好生之德,得到其心性论的哲学根基。“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周敦颐看来,宇宙间充满着盎然生趣,毫无任何的计度造作,这正是天道至善至美德表现。对于周敦颐来说,人和万物都产生于“太极”,因而在乾道变化、化育万物的过程中,人自然而然地禀受了太极的本性。

这种“生生不息”的天道观,又给世人提供了伦理生活得准备和规范。因为,既然上天有好生之德,好育万物,根据《易经》所坚持的人道取法天道的原则,人们也应该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这种天道,不应该残杀无辜,虐待生命。夏朝的夏桀和商朝的纣王,为什么会最终国灭身死呢?原因很简单,在《易经》看来,这两个昏君虐杀忠良,屠戮无辜,所作所为,都完全违背了上天的好生之德,因而他们就是自取灭亡了。

儒家从此出发,阐述了一系列的道德观点。比如《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为积善,就是尊奉好生之德,和天道相呼应。而按照《易经》的说法,如果人的行为上合天道,则必然会受到天道的佑助。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宋朝的名相范仲淹,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范仲淹年轻时非常贫穷,但心怀天下。有一次,他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想知道自己将来能否当上宰相,算命先生说他没有宰相之命,于是范仲淹说:“如果我不能做宰相,那我就做好的医生,悬壶济世吧。”算命先生听到后,奇怪地问:“刚才你还怀着雄心壮志,想当宰相,怎么现在一下子胸无大志,就想要当医生了呢?”范仲淹正色回答道:“人生在世,只有宰相和医生两种职业,最能给百姓造福。既然我当不了宰相,那么造福苍生的最好途径,就是当一名医生了。”算命先生大为赞叹说:“你有此心,以后一定能够成为宰相!”

后来范仲淹果然做到了宰相。他非常孝顺,请堪舆家察看母亲的墓地,堪舆家说他母亲的坟是“绝地”,以后他家会断绝后嗣,因此劝他将母亲的坟茔迁移他处。他拒绝了,说既然此处是绝地,也不应别人去承受断子绝孙的后果;如果我命中该绝后,迁坟有什么用呢?结果就没有迁坟。他本是苏州人,当时苏州有块著名风水宝地,名叫南园。许多人劝他把南园买下来做宅邸,使后代得以显贵起来。范仲淹却说,一家人富贵,受惠的人会非常少,不如让大家受惠。于是,他出钱买下南园,创办了“苏州书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他死后,他的儿子范纯仁也做了宰相,后人中人才辈出,而且都很兴旺发达。

范仲淹可以称得上就是一个体察了“生生之理”的智者,所以他才蒙受天佑,而且惠及子孙。

此外,这种“生生不息”之理,也教导世人要奋发图强。正如乾卦开篇名义,所宣扬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天道周旋往复,川流不息,呈现出一派强健、活泼的气象,君子正应该效法这种气象,对任何事情都坚韧不拔,心怀豁达。几千年来,中国民族屡经变故,遭到外敌或异族的入侵:从西汉算起,我们陆续遭受到匈奴人、鲜卑、吐蕃、辽、金、蒙古、满族的侵略,但无论中国民族遭遇怎样的失败或挫折,我们的民族文化却始终没有断绝,却能够继续传承下来,发扬光大。这岂不正是昭示出《易经》的生生不息之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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