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光山县城西南两公里，有个叫胡围孜的地方。我曾无数次路过，来去匆匆，没感觉有什么独特之处，只有一湾清水环绕整个村庄的印象，所以，留在记忆中的也就是一个极普通的地名，没引起深层次的思考。

多年以后，因工作关系，再次前往胡围孜，在深入农户的路上，无意中被一乱石堆里裸露出的半截碑刻所吸引，在当地只有坟地多见石碑，村中碑刻极其稀罕，出于好奇便驻足细看，石碑左上方有清晰的“钦题”二字、正文有一“褒”字，只可惜是一块残碑，下半截不见了。这时，陪同的村干部倒是没什么反应，因为他们世代生活在此地，听到不少的传说，看到不少历史文物，所以见怪不怪。不过，还是让我为之一振，颇感惊讶，这碑很明显是皇帝御赐，非同一般。猜测过去一定出过大人物。

为了让我这次下乡之行一举两得，得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在村干部的引领下，专门请教了健在的长者为我讲述胡围孜曾经的辉煌，提供一些翔实的史料，并领我参观了古老的石桥，历史的故事也就从胡氏石桥开始。

石桥用宽厚尺余的红石条砌成，两墩三孔，长约两丈，宽约八尺，虽然历史的侵蚀早已使桥两边的扶手损毁，但从桥两边等距离的方孔以及精湛的工艺亦可想象出往日的壮美。桥头两端各砌护岸十余丈，桥下碧水长流，两岸绿荫遮日。桥的北岸原是胡氏庄园，庄园四面环水，且三水重围，水围孜与水围孜之间又有多座石桥相连，错落有致的整体构建，巧妙地把分与合展现得完美无缺，也把庄园衬托成一朵盛开的水芙蓉。

此桥是惟一进出庄园的通道。桥的南岸被又一溪流阻隔，据说，此水在《周易》学上有明进（财源）暗出之意，说明昔日的主人在修建石桥时是非常讲就风水的。站在石桥之上，可以领略到柳暗花明、小桥流水人家的秀丽景色。可以想象，当年的主仆们饭后茶余，悠闲自得地漫步在这画一样的景致中，既修身养性，又能提升豪迈的情感，怎不让人敬仰和羡慕。

胡围孜这一地名起源于何时，已难以准确考证。据史料载，胡氏庄主胡煦（1655—1736），字沧晓，号紫弦。光山县南向店人。1723年授内阁学上典礼部侍郎，至1729年升任礼部侍郎。由此看来，庄园应始建于此年代，距今已近三百年的历史。在此居住七十多年的老人介绍，解放前，一个典型的清代豪宅式家族院落还依稀尚存，正殿、东西厢房中古香古色的门窗格扇完好无损，门楣柱耳上的雕龙绣凤仍活灵活现。后人虽未见过当年胡氏家族热闹的生活情景，然而，可以推断兴盛时期的胡家之庞大，不愧为名门望族。据此，“胡围孜”可能由此而得名。

说胡煦（沧晓）是清朝的功臣，乾隆帝曾为他题“沧晓”碑文，那么，其幼子胡季堂更是才华横溢，胜父一筹。胡季堂三十七岁任甘肃庆阳知府，后又升任刑部右侍郎（兼管顺天府）、刑部、兵部尚书、直隶总督，受乾隆、嘉庆两任帝王恩赐。甚至他死后，嘉庆帝念其生前的丰功伟绩，派御前侍卫十余人祭葬，赐谥号“庄敏公”予以褒奖。在生前死后能享受厚重的皇恩，在清朝实属罕见。特别让人敬仰的是他首劾乾隆宠臣大学士和坤二十条大罪，把清朝最大的贪官和坤送上断头台，轰动朝野，可见其胆略非凡，不愧为那个时代反腐倡廉的英雄。从历史角度讲，他是当地胡氏后裔的荣誉，也是光山人的骄傲。

胡季堂不仅敏捷过人，治国有方，还是孝道之人。七岁丧母，由长嫂甘氏抚养长大。传说其为胡氏家族的丫环（胡煦续房）所生，生他时父亲胡煦已是古稀之年，惟恐难以带大成人，于是，在欣喜与忧虑中写诗一首：“七十四岁生一娃，笑坏长沙百万家，有朝一日能登第，一元复始坐长沙”。季堂长大后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特别是任朝中重臣后，没有忘记嫂娘的养育之恩，为了报答，在胡氏庄园东侧为甘氏修建贞节牌坊，体现了其至真至纯之心。

寰宇播英名，千古传青史。深研、细读胡氏庄园，简直就如同读一部清代史。遗憾的是三百年的沧桑巨变，胡氏庄园的主体建筑已不复存在。如今，斯人已去，只有历尽风雨、渐渐衰老的小桥、甘氏牌坊被历史凝固，给后人留下众多的评说。